在陕西北路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一间小办公室里，出版家巢峰在这里待了近20年，主持了1979年版（第三版）、1989年版、1999年版、2009年版和2019版《辞海》（第七版）。

巢峰同志1928年出生于江苏阜宁的巢峰，14岁就加入新四军，1954年开始从事编辑工作。到1978年参与编修《辞海》的时候，巢峰担任上海辞书出版社代社长、代总编、代党组书记。1954年，巢峰进入出版界，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，1975年到上海辞书出版社。“‘文革’一结束，1978年就开始搞1979版《辞海》，要求第二年就出版为国庆30周年献礼。”巢峰和他的同事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意识形态的干扰，“1978年11月10日华国锋做报告，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粉碎‘四人帮’，使用的都是‘文革’语言，坚持阶级斗争为纲，坚持‘文化大革命’的成绩。当时如果遵照原来的理论编《辞海》，出来的就是大毒草。”

“阶级斗争”“路线斗争”等等涉及意识形态的词条，是他们遇到的一个个地雷。主编夏征农派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编罗竹风专程前往北京寻求指导，“所有的回答都差不多，就是给我们讲一通，然后说‘仅供参考’。”“编修《辞海》的依据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对我们说，当时也没有拨乱反正，所以后来我们决定自己搞。我们决定要把极‘左’的东西搞掉，可是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还要到两年后才出来，那个时候真提心吊胆。”

“我们起草形成了‘《辞海》（合订本）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’，八条三十九款，大胆否定了‘以阶级斗争为纲’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’‘资产阶级司令部’等说法。”在1979版的《辞海》里，关于“阶级斗争”的词条，他们自作主张对它做了新的阐述，其中最大胆的一句是“在我国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”。对阶级斗争，辞海编辑部作出了与“九大”“十大”“十一大”完全对立的结论，“但与两年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精神一致。”在《辞海》出版之前，编辑部选了一些文章，希望通过上海新闻出版局内部刊物《出版工作》发表一下，但是被退回。“当时心里七上八下，没有被认可啊！”很快，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看到这份“意见”，当即决定在国家出版局主办的期刊《出版工作》上发表，并亲自撰写按语：“《辞海》（合订本）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，涉及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，特此发表，供各出版社处理有关书稿时参考。”“终于有人支持我们这样做了。”

巢峰认为1979版《辞海》编得最困难但质量很高，“以前社会学完全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，我们找社会学家费孝通，给他修改，在‘社会学’这条，他写了‘社会主义也有社会学’。”

1978年底启动，1979年国庆前就要完成出版，“我们借了上海各单位几十个编辑，几十个校对，一共超过100个，人海战术。当时在陕西南路25弄，三座洋房，一个大饭厅，墙上有一张大表格，各个组什么进度每天一个红旗，大家吃饭的时候都能看到小红旗。”

1979年版《辞海》顺利面市，巢峰最感叹的是《辞海》成了畅销书，“居然还有交易《辞海》的黑市。我们那个时候经济效益好啊，解决了180个人的住房。”

1989年起，巢峰同时担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。5年后，“市领导批示，我待在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职位由其他人担任。但我说，我是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社长，下一届社长也应该听我意见。可是现在定了，怎么听我的意见？我说不执行。我就去找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部长金炳华，说我要回上海辞书出版社做1999版《辞海》。上海人民出版社是副局级，上海辞书出版社是正处级，是我自己降级。我要在辞书社干一辈子的。”

1999年，巢峰搬到了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办公室，从那以后，即便退休了，还每天早上上班，下午回家。“在这里有事情做，资料也都在这，在家里没办法写东西。”

“我一辈子就是要做《辞海》。”巢峰说，“辞典，枯燥是枯燥，但钻进去其乐无穷，每一条都是知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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